子贡对赵无恤诚恳地说道:“夫子曾言,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赐与君子曾有盟誓,赐为君子之贾,君子为赐之东主,为期至少三年。如今口血未干,赐怎能食言!?”
面对赵鞅的诱惑,子贡是这么考虑的:夫子曾言,道不同,则不相为谋。虽然孔门起于微末,有时候不得不变通,但未到绝境,却也有自己的原则。
夫子一向对赵鞅的政策和行事颇有微词,近来虽然因为止从死法令改变了些许态度,但那完全是因为庶子赵无恤的所作所为。
子贡在中都邑时,曾对夫子说过来晋国为赵氏庶子之贾的想法。夫子当时便对他说过,希望他为赵无恤之贾,劝其行仁义礼乐之道,则可;为赵氏一家之鹰犬走狗,则不可。
赵无恤虽然在一些理念上和孔门有所分歧,但在子贡看来,那是和而不同,他虽然注重农事与百工,但子贡记起,夫子也说过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这样的话。
他虽颁布了严格的军令,但对待民众却依然比较温和,“政宽则.民慢,慢则纠之以猛;猛则.民残,残则施之以宽”,正和夫子评价子产的“宽猛相济”不谋而合。
但赵鞅,则更加偏向严刑峻法一些,还在许多器物上违背了礼制,甚至被孔子视为不仁之君,与孔门的根本理念相违背。
更何况,子贡摸了摸怀里一直贴身携带的那卷《绝秦书》抄本。自己仅仅是在酒酣时无意吐露了一次志向,赵无恤竟能牢记于心,千方百计地寻来这些行人言辞,赠予自己,并祝愿他早日实现志向。
“若我日后能成为晋国上卿。一定聘请子贡做晋国的行人,还望子贡出使诸侯时,能做下申公巫臣联吴抗楚那样的壮举!”
子贡并非不知道赵无恤这话里的暗示。但他心中仍然十分感动,这已经超出了利益和盟誓的关系。
他记得此次临行前。他曾于中都问学于孔子曰:“夫子,敢问何为士?”
夫子沉吟片刻,言道:“行已有耻,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,可谓士矣。”
做事和决断时有知耻之心,出使列国,并能够完成主君交付的使命。可以叫做士。
子贡自命为一个知耻而忠信的士人!
他觉得,赵无恤以朋友、以士待己,自己虽然暂不能委质效忠,侍其为主君。但至少!要以朋友之谊,以士之忠诚回报之!
所以,他在侧殿内,竟然一口回绝了赵鞅的征召。
赵无恤听罢,方才松了口气,心中大定,嘴上却要为子贡惋惜一通。
这不是他患得患失。而是子贡这种世间一流的人才,还是经济外交两项全能,实在是难得。在这个时代里。也许,只有南方的范蠡(裸),日后的陶朱公可以相提并论。
随后,赵无恤和子贡手持赵鞅的符令,和家宰尹铎、大夫傅叟等接洽,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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