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创立了卫所军制后,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自豪地吹嘘道:“朕养兵百万,不费民间一粒米。”
毫无疑问,卫所制在明初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,为帝国财政节约了大量的开支,而且还获得稳定的兵源,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其弊端也日渐显现了。
明初时期,由于战争的需要,军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,再加上卫所的军卒都能分到土地,生活都普遍能够维持,甚至还挺宽裕的。然而随着天下承平,马放南山,军人的社会地位便逐渐下降了,再加上军队中有大量被发配充军的罪犯,从而进一步拉低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形象。
当然,军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倒是其次,卫所制的致命的缺陷就是军职世袭。
众所周知,大明朝的军队,但凡指挥使及以下的军职都是世袭,父死子继,兄终弟及。这种方法虽然能让军队获得长期稳定的兵源,但是不要忘了,好兵的儿子不一定就是好兵。正所谓兵熊熊一个,将熊熊一窝,若只是普通军卒还好点,一旦军官层都是废物,那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。
另外,指挥使的儿子一出生就注定是指挥使,千户的儿子注定就是千户,这对底层的官兵来讲显然是极不公平的,他们上升的空间等于被堵死了,在没有军功可立的和平年代,只能一辈子做个碌碌无为的种地兵,甚至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得继续当种地兵,没有出头的希望。
绝对的权力必然滋生绝对的腐败,军官世代相传,自然会变得越来越腐败,上层军官们肆意侵占底层军户的田地,然后把他们当成佃户一样奴役使唤,使劲往死里压榨。
要知道明朝户籍制度是十分严格的,军户世世代代都只能是军户,不准参加科举、不准从商、不准从事其他职业,于是乎,底层的军户们日子越过越艰难,最后不堪上层军官的压榨,他们只能选择举家出逃当流民。
早在正德年间,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便统计过,全国的卫所缺员已经过半,而根据史料记载,嘉靖年间有些地方卫所的缺员竟高达七成,到了万历年间,甚至有卫所军缺员八成,卫所军制此时已名存实亡。
这也难怪史上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麾下都是私募来的兵,实在是卫所军缺员太厉害了,而且战斗力极其低下,根本打不过凶残的倭寇,所以俞戚两人只能自己募兵操练,终于训练出让倭寇闻风丧胆的“俞家军”和“戚家军”。
这次扬州卫的火器盗卖案其实并不复杂,徐晋只是把几个哭喊得最大声的普通军卒提到案前一问,便基本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了。
原来,扬州卫的底层军户们长期受到以指挥使顾康明为首的高层军官压榨,有军户名下的田地甚至全部被侵占了,只能靠租种军官
请收藏:https://m.htss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